邓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另一转折点 陈彼得 中国劳工论坛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家庭旅行”。这个当时看来平平无奇的旅程，成为了中国走上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要全面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就必须要认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1949年后所建设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当时面临深层次问题。中共领导层面对后毛时期的混乱与危机，试图通过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元素，为中国经济找出现代化之路。最初，邓小平与一众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一套预定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在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的规模与之后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参考的是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随着东亚的自亲西方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功，目光也转向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亲资改革由邓小平亲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派所主导，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央协助发展地方的基础建设，同时将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包括让其制定市场化政策、保留利润、累积资本、进行融资（包括进行外贸）及再投资。 从1979年在南方设立4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间的地方产出增长了29倍，当地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0倍。 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亲资产阶级的一派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而保守派则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类似的分裂也在从苏联到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出现，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他们就何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最能保障统治集团自身权力与特权产生了分歧──也就是继续以国有（斯大林主义）经济之上作为特权官僚集团，还是废除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但同时，这些亲资改革也到引发出新的问题，“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外国进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资额的过度上报，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投资项目主要为低技术工业、吸引的投资额不足以抵销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成本，变相依赖中央“输血”等。 为了支持及推动改革步伐，并克服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在1984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赵紫阳的市场改革。此后，特别经济区在14个城市扩展，基本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都开放了。 时至80年代后半叶，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弊端日渐呈现。大量投资，加上价格双轨制导致官僚腐败倒卖，使得通胀、物价不断上升。民间不满也开始累积，到了1986年全国大学生发起抗议，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自由权利。保守派担心改革派的政策会鼓励社会上对于扩大民主自由空间的诉求，而邓小平也认同此点。他换下了胡耀邦，认为胡对于学生“太手软”。这正是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一个例子：他在不同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时倒向一方，时而倒向另一方，来维持自身的权力。 8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摇右摆的实验中走出来的。中共为了解决价格双轨制，1988年打算推出“价格闯关”，短期内将大部分商品价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实行就走漏风声，引发民众抢购潮，进一步推高物价。1988年的通胀率为18.81%，而1989年为18.25%。而这也是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具革命性质的运动，在血腥镇压后，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纵使美国当时在背后仍然保持与邓小平政权保持紧密外交联系。大量外商暂停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国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政变的性质 可以说，南巡的秘密性质，拉拢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策，是带有权斗政变的特征。事实上，在南巡期间邓小平甚至的确有曾讨论政变。 根据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传记披露，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这是中共官方没有记载的。其他参与会议的中共党政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乔石、掌握实际军权的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会上邓小平再次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参与会议的阵容强大，没有军队实权的江泽民并无参与，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内被视为江的潜在竞争者乔石参与其中。这都指向，如有必要，军方会支持拥立新的领导人推动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泽民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天秤的改变，并且果断站到邓小平一方。他下令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汇集成党内文件，成为中央党领导层的必读物。一下子，中共党内的气氛改变了。 引用傅高义的话：“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发明的，是为了取代此前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江泽民在党大会中将经济增长预测定在8-9%，这远高于年初李鹏宣布的6%。 与此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主任陈云退休。 南巡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围绕邓小平的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主导，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而是成为融入了中共专制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1989反抗斯毛主义专制的运动虽然没有清晰纲领，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镇压了这场运动，扫除群众抵抗威胁。如果1989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在专制政权框架下急速发展资本主义、而没有向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作出妥协的路线。 结论：资本主义复辟又一转折点 此后，中共关于高速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无争议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泽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门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机性及难以负担的房屋市场的基础。1990年代末，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来让中国符合资格在2001年加入世贸。这些残酷的亲资政策在胡温时期得以继续并加速。 这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2012年习近平上台为止。2008年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这也导致了全球各国政府走向更多国家干预、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开始走向更加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手段，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特征。当然这不代表要回到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中共资本主义政权不愿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来试图控制住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以维持资本主义下的“稳定”。 閱讀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2/04/10/32199/ 490 views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