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30 22:49:41
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行为之间的巨大距离是什么？宣扬女权正义的嘴，和遮掩性骚扰的手为什么能长在同一个身体上？
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身处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统治下，具体地看到了系统和系统里的人是如何维护上位者的。
系的一个男教授，性骚扰惯犯，被举报过起码三次，这学期我们进行了集体举报，大概有二十个人，包括他自己带的学生。性骚扰行为包括让女学生把自慰经历写成作业交给他看，让自己指导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脱衣服，甚至还有诱奸。
三个月过去了，他依旧是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全系的论文开题（不论研究生还是博士生）都要被他审查。学期初的时候负责牵头组织举报的同学告诉我说，院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有了一个律师负责这个案子，据说他们都非常生气，再三保证说一定会做点什么。但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做的。
但最让我寒心的也许不是学院的不作为和系统的全面失能，而是全院的老师都知道他是这么个人，却没有任何人试图保护学生。从上至下的沉默就是帮凶，而这沉默的原因就是利益，甚至不是巨大的利益，只是系里的人情往来和“不愿意得罪同事”的利己谨慎而已。
我的二导和她的朋友们都是系里的“女权主义者”，我二导之前做女性写作，如今开始做关怀伦理，是张口照顾关怀闭口脆弱性的一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跟她说我选了这个老师的课，他第一节课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几乎全是女孩）分享我们的私密创伤时，她也什么都没有说。
在好听的话和可怕的行为中间是一杆天平，上位者将名誉利益和下位者们的安全称量后，自然是觉得前者重于泰山后者轻若鸿毛。学生算什么呢，学生几年之后就会走，不像终身制教授是永远在那里。学生没有渠道，没有能量，学生试图在一个保护上位者的系统里得到公平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在罪犯和帮凶眼里我们都是可以被牺牲的，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人格或身体都很轻。
说到底不过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别人的人格和尊严是不存在的东西，像史航他们那一代人认为女人的主体性也是不存在的东西。我十八岁的时候被带去文化圈的酒局饭局，常听见在座的三四十岁文化圈男说女人不可能成为好作家，文学史是男人的文学史，女人在其中只是点缀，尤物尤物，好看就好。这样的话被说出来很令人震惊，但在十年前这甚至是一种不用出口的男性共识。就像韦恩斯坦觉得女演员就是可以被制片人享用的，因为“向来如此”。对于文化圈来说，享用女读者和女观众也是“向来如此”。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威，导致希望在这一行里求生存的人都要成为沉默的帮凶，否则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这样的代价和几个毫无能量的女孩中间，牺牲哪一边甚至都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选择。
但帮凶和罪犯都不可原谅，回护罪犯的人认为自己战役已经结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确实是站在了罪犯的那边替他将一切都打扫干净了；他们说自己只是缺乏判断或经验不足，但事实上他们的选择从来都很明晰——在正确的事和容易的事之间选择了容易且带来利益的事。道歉也并非出于真心（但这不重要），而是对失去利益的恐惧。如今的揭发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曾经不算事的事居然能确实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很难乐观地看这种事，因为见过太多失败。对犯罪的男的没什么好说的，但总想问问沉默地扶着墙站着的人——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沉默和视而不见已经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否真的如你们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
累了，不讲了。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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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