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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論六四都成為「送頭」, 我們為何仍要談論六四?】 2021年 | 醫管局員工陣線 Hospital Authority Employees Alliance

【當談論六四都成為「送頭」, 我們為何仍要談論六四?】

2021年六月,我們見證國安法下第一個六四集會遭警方以疫情為由拒絕 ;職工盟的六四街站被警方以限聚令票控;社民連的六四街站人員多次遭到襲擊;本會舉辦有關六四的電影放映會被電檢處職員登門造訪,以《電影檢查條例》為名阻撓。

香港政府至今雖然仍未將「六四」二字定性為禁語,但所作所為無異於封殺一切與六四相關的活動,目的當然是製造寒蟬效應,令香港人永遠在「六四」一事上噤聲。在這形勢下,可能有人會問,既然我們明知政權針對六四打壓,為甚麼我們仍然要堅持談論六四?甚至有人會問,為甚麼一個醫療工會需要關心六四?

作為醫療工會,關心六四的理由可以很簡單:六四是一場關乎人命的事件,這是一場人道災難。作為醫護,首要應該關心的若不是人的生命,難道是國家安全?

政府在六四前夕接連打壓,目的不過是散播恐懼。政府一方面用盡各種法例限制與六四相關的活動,另一方面拒絕說明「談論六四」本身是否觸及紅線。正如當記者問及市民悼念六四或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是否會違反國安法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不會討論某些行為是否違反國安法」,但又恫嚇港人不要以身試法。政府的做法,顯然是不想劃清「紅線」,以免招致各種政治壓力。同時,透過「未知」令港人感受到更深刻的恐懼,達致自我審查,自我噤聲,假裝生活如常。

因為不知道怎樣做才「合法」,變相怎樣做都可能「違法」,加上政府任意動用不同法例限制自由,令所有人因為對「未知」的恐懼而自我設限。對於政權而言最理想的結果,就是香港人不敢再在任何時候談論六四,而且並非屈服在政權、法例之下,而是被自身的恐懼所屈服。此時此刻,我們需要謹記的是:「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政權千方百計打壓民間悼念六四,正是因為六四是構成香港人身份認同無可取替的重要一環。香港人對於民主的追求,認清中共政權的殘酷本質,正是始於六四事件,香港人從而開始於既定的「命運」中掙扎。由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一刻開始,香港的命運早以被注定:由「回歸」中國、到「融入」中國、最後成為中國的一個城市。但由八九年百萬港人大遊行,到每年舉辦的燭光晚會、零三年七一遊行,直至近年爆發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無非是在這段歷史中留下一個註腳:我們不甘心接受這個命定的劇本。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人每年在維園高舉燭光,曾被形容為「行禮如儀」。即使悼念僅僅是一個「儀式」,儀式本身除悼念已逝去的人,更重要是警醒仍在世的人。悼念的意義,在於傳承記憶,使我們記得人生而在世應重視的價值,使我們不至於遺忘曾經珍視那些價值的「自己」。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前,香港電台曾經制作一集《鏗鏘集》談論六四,題為《忘》。記者尋訪八九年時曾經參與登報聯署的公屋居民,他們幾乎全盤否定自己當年所做過的事,甚至奉勸記者「向前望」。現在回顧這集節目中的居民,他們的口吻行逕,正是我們所熟悉的「藍絲」。當我們選擇遺忘曾經記得的事、選擇放棄曾經堅持的信念,二三十年過去後,我們是否便會變成今日我們所討厭的人?

在現今的香港,「遺忘」這個選擇也許比「記得」容易。政權希望我們遺忘的,當然不只是六四這兩個數字,還有六九、六一二、六一五、七二一、八三一、十一八等等。然後讓我們遺忘甚麼是「民主」、「自由」、「法治」。最後,生活在這片名為「香港」的土地上的人,會遺忘掉何謂「香港」。

也許在今年六四,我們需要悼念的不只是「六四」,而是悼念這個曾經能夠自由地談論六四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