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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會復興運動?》   筆者: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 - 劉俊平 | 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 channel

《三、工會復興運動?》
 
筆者: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 - 劉俊平(嗚謝:眾編輯)
 
在台灣,2014年3月及2017年10月分別發生了兩場本應由工會帶領的運動:反《勞動基準法修例》及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運動。兩場運動固然牽涉甚廣,但最切實影響到人民的是當中有關勞工權益及相關議題條款。然而,在兩場運動中,工會的角色及影響力都微乎其微,最終皆變成以學生為中心的運動。工會在勞工運動上失語,轉為青年及學生領導勞工議題的原因是什麼?工會在東南亞各國,尤其是香港,政治制度及工會相關法例不成熟,政權都傾向刻意忽視,甚至打壓工會。究竟如何可令工會運動復興,重新確立論述和凝聚力,使新工會運動成為具組織及能引領人們持續參與的政治能量?如何組織行業從業員爭取改善職場待遇以至參與政治及抗爭相關行動?
 
縱觀東亞國家如韓國、台灣和香港的近代工運歷史,三地在上世紀80年代前,工會組織在冷戰思維下均被當權者視為敵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滲透組織,繼而受到政權的直接打壓,令到早期工會運動及工會發展受到制度性的歧視。以韓國為例,在朴正熙執政年代,當權者高舉資本家為民族英雄,繼而以國家之名暴力打壓及驅趕工動活躍分子,甚至把他們列入禁止僱用名單,70年代韓國的東一公司女工工運便是一例。在台灣,國民黨政權遷台不久就開始實施戒嚴,進行威權管治,並為政黨及工會的運作畫上了紅線,例如只允許「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一個受國民黨黨部控制的工會運作。因此,勞工爭取權益變得難若登天,更遑論為社運帶來動員力。回顧香港,在六七左派工會暴動後,港英政府在政策上刻意架空工會組織,讓政府直接介入勞工權益,在法例上集中於個人權益,無需經過職工會作橋樑,結果導致本港工人大多只尋求政府制度內的勞工處作協助單位,不知有職工會存在,也不知在遇到勞資糾紛時除了依循制度能向誰求助。工會成為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甚至在大眾心目中成為福利會聯誼會之流。各地政權皆曾試圖以國家行政手段割斷矮化勞工組織、勞工與勞工運動,以保政權穩定。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政權的打壓往往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動盪。韓國因為勞工運動被開除的工人成為了職業工運家,他們推動更大型的工運,並組織跨企業工會組織,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與此同時,基層工會活躍分子日益增多,組織能力亦不斷加強。其後在80年代中,工運活躍分子藉着漢城(即現在的首爾)奧運及亞運的政治鬆動契機,建立許多獨立工會及工運網絡,在80年代後期隨著跨企業工會變得更加廣泛,工會組織更趨向政治化及社運化。在全斗煥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計劃後, 1987年7月至9月間韓國發生了3,000多宗勞工相關運動,是自1960年以來的總和,約有一百二十萬名工人參與,但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每一個大型行業的勞工運動都是由企業員工完全自發,並無計劃,亦沒有自主工會等組織。在及後一年間更成立了四千多個工會,有七十萬工人加入,很多公司所控制的「建制、親資方、傀儡」工會被自主工會取代,有不少工會成功爭取改善工作環境及加薪等待遇,最後亦間接推動韓國第一次直選總統。在台灣,在戒嚴前後興起的「自主工運」亦成功衝破舊有的勞資關係,推動了台灣勞動法的修守、其他工會及勞工議題等等,實踐「工人支持工會,工會改造社會」及「工運社會化,工業民主化」。
 
為什麼看似強大的工會運動卻在九十年代開始解體及失語?韓國盧泰愚政府及台灣的李登輝政府,繼承了國家鎮壓工會的傳統。盧泰愚在1989年鎮壓了多場重工業及產業工人罷工,拒絕承認「全國勞工運動團體協議會」(「全勞協」)的合法地位並監禁了協會的領導人,以及使用行政手段威迫團體成員,令到全勞協成立一年內失掉了一半的成員。台灣的李登輝政府亦在90年代初積極召開各種專案會議,積極排除企業外部干預勞資爭議及貫徹公權力等,令到當時大量活躍的工會從此衰落,大批工會幹部成員被解僱及起訴。


待續。。。

#HKCEU #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 #工會不是萬能沒有工會萬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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