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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錄上海封城期間真實聲音的短片《四月之聲》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 | 香港綜合資訊頻道

當記錄上海封城期間真實聲音的短片《四月之聲》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不斷被刪除和被接力發布的時候,在那個中國的網民們表現出難得一見的團結和執着的夜晚,我所在的一個以自媒體從業者爲主體的微信群裏,大家憂心忡忡地討論:這次之後,政府會不會一怒之下把微信視頻號、朋友圈關掉?群友們默認的共識似乎是:如果真的因爲《四月之聲》傳播得太厲害而導致這些平台被關掉,那將對自媒體的生意造成重大的打擊——比起傾聽上海人的吶喊,大家更擔心的是:喊聲如果太大,導致自媒體人的飯碗丟了,那可不好。

在那個群裏潛水的時間越久,我就越體會到,中國的自媒體從業者們,絕大部分只關心流量和鈔票,公共關懷是一件很少被他們提起的事情。他們反感自由派「公知」,不喜歡他們「搞事」,甚至相信所謂「境外勢力」的陰謀論;他們覺得安安穩穩賺錢才是王道,只有當政府出台的政策導致樓市和股市下跌、廣告市場萎靡時,他們纔會因爲錢包裏的損失發發牢騷,但沒有人會去追問政策出台的邏輯。

這個微信群是整個自媒體行業的一個縮影。2012年,微信公衆平台的上線揭開了自媒體時代的序幕。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的自媒體行業是一隻龐大但醜陋的巨獸,它不停歇地生產着中國人在智能手機上閱讀和轉發的垃圾信息,以大量拼湊和編造的內容挑逗着人們的情緒,千方百計地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化爲金錢。它造就了一批富人,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但也持續不斷朝中國人的信息環境排放着污染,降低着公共生活的質量。

爲什麼中國媒體的從業者和自媒體的從業者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質?爲什麼自媒體從業者們未能發展出專業主義和行業自律?一方面,中國的媒體依然是鑲嵌在體制內的,仍然是國有屬性,這雖然限制了編輯記者的自主權,但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定的保護,而自媒體則在體制外,面臨着更大的政治風險。另一方面,自媒體行業是在互聯網平台公司的推動下發展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這些平台公司商業發展的副產品,因此也更多遵循了它們的商業和去政治化邏輯。

有人可能會說,自媒體行業也不是純粹的去政治化,至少,很多自媒體都依靠鼓吹民族主義獲得了巨大的流量,比如「佔豪」、「北美留學生日報」、「賽雷話金」、「酷玩實驗室」、「青年大院」等等。然而,即便是這些極爲活躍的民族主義自媒體,它們的根本屬性也依然是注意力經濟之下的「人民幣驅動」罷了——它們只是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到了一條相對安全又吸睛的策略而已。

這樣看來,這個行業的主流從業者既缺乏公共關懷和社會理想,也並不是真誠的愛國者。自律的缺乏,使得這個行業只存在「還沒有遭遇鐵拳」和「已經遭遇鐵拳」兩個狀態。在還沒有遭遇鐵拳的時候,行業上演各種亂象,雖然民意不滿,但也根本不會推動什麼改變,直到鐵拳砸來,才趕緊掉轉方向,然後等待另一些亂象、另一次鐵拳。

十年以來,中國的自媒體行業就像一隻以追逐流量爲唯一目的的巨獸,它的體量巨大,在中國人的智能手機裏轟然作響,但它對自己的行爲沒有任何的自省與自我約束。它所經過的每一個地方,都留下一片虛假與垃圾信息的狼藉。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526-note-opinion-ten-years-zimeiti-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