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 不久前，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两位同志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新的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但是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同两位同志讨论再度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两位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区别：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力的强力发展。他们进一步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侵犯，是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者的重任。就这点来说我们与两位同志拥有充分共识。但无论我们的意见多么一致，它都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 虽然两位同志不与极左派混在一块，却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定义来看”，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但由于“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没有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两位同志同时却否认官僚是独立的阶级，而我们只能对此表示祝贺了。上述前后矛盾的断言综合起来，恰好呼应了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我们尝试回归到国家的阶级理论上。毋庸置疑，我们并非不理论的拜物教徒。假设出现新的历史事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我们不应故步自封。但过去修正主义者的可悲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在我们试图创立一种新学说之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两位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由于存在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要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大，甚至体现为权力实际集中于一人手上。个人独裁无疑是政权濒危的征兆；但特定情况下却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终，国家的阶级性质不仅由政治形式决定，而且由社会内容来决定，即根据当前国家所保卫和维护的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性质来决定。 两位同志在原则上并不否认上述观点。但如果他们仍拒绝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那是因为两个理由：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政治原因。他们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官僚彻底走进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只是“走进不归路”？）接着又指出局势的演变“将官僚带到了与国有经济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和深化。”（只是把他们“带到”这般局面？）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径正大大地破坏着经济的计划性和国家垄断。”（只是“正破坏着”？所以不是已经破坏了？）。 而第二个论点，就像刚才所说，是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主要是政治范畴……如今，无产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组织和机构均遭摧毁，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统治现已遭到毁灭”。两位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主要”是而彻头彻尾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经济的集中表现。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治制度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两位同志像先前那样“一般来说”承认上述这点。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夺去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如果说在前一时期，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进步的角色；那么现在，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的中心内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估和预测。“开明专制”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后来却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来解决。然而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时，我们写道，官僚的“开明专制”只有相较甚少的时间能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现实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骗，期望相应达到空前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却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这有导致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停止脚步吗？我们可不会如此妄言。尽管生产力受到官僚专断的牵制，国有经济的巨大的生产力，在成长速度比以前放缓的情况下，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多年。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当前的政治危机正将自身扯得四分五裂，这比生产力走向停滞还要危险得多。为了简化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发展的绝对阻碍，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在我看来，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一次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在最近的25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只是证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资产阶级产权；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耗尽了一切直接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动用一个中介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走到法西斯主义野蛮手段的穷途末路，为的就是保护生产数据私有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 我们无意将这些模拟无限上纲。但它毕竟展示了权力集中于官僚手中乃至生产力的停滞，仍未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产权制度上闯入一场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将之改变。[1] 难道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性质处于对立状态的例子？是有的！“（法国旧制度的）第三等级”掌权后，有一段时期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数月，无产阶级也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转了好几年（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得依靠国有经济。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所谓的“无阶级国家”的理论（宣称由于没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干。 閱讀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t/2021/12/08/31198/ 154 views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