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沙下的真象：活在極權下新工會的角色／職工盟幹事鄧建華
過去一年的反抗是一場社會矛盾的綜合爆發（而不是某些「左翼學者」所主張的「狹義政治議題」），並不能在「社會議題分類」中切開一個「分工」來。當然，既存以議題為本的民間團體仍能在不同程度上，以自身的資源介入到運動之中（例如媽媽集會／#ProtestToo紫光集會等，不贅），但此種的介入已跟議題倡議的模式有所不同。而運動本身產生的能量，亦衍生出多元的行動主體和不同板塊，堪稱為一種新的公民社會。
議題倡議式的公民團體，過去在某些時空下，與政府形成某種官民互動，透過深耕某些議題，達致政策改變。可以預見，今日香港的形勢下，這種做法將會越走越窄，而「分工」式的倡議亦容易與「加速」中的形勢脫節。繼之，不少議題所援引的「國際標準」，亦在變化中的國際形勢中遂漸瓦解。
若果今日須重提「公民社會線」，其重點應在於建立在同路人之間一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安徒語）。很多關於其他國家民主化成功的專訪和文章，側重於「光復」一刻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在黑暗時代中，如何從個人層面堅持良心、心性，以待天明。然而公民社會的質感，對最終會否「贏」的影響、甚至甚麼是真正的「贏」有所影響，則是少有論及。韓國和印尼分別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末完成民主化，但兩地的轉型正義進程，則是差天共地。韓國不但在歷史上「平反」了光州民主運動，將之寫入正史，全斗煥更經歷了公開審訊定罪，成為少數受現世報的獨裁者。而印尼蘇哈托時代的軍官們，染指對學運的屠殺，至今仍是一大勢力，甚至仍有官位。韓國民主化後，對全斗煥罪行的追究，要到他上庭定罪為止；這並非對國際標準的執著，而是當地人民和公民社會在「民主派」執政之後，仍窮追不捨的結果，令所有政客難以與權貴階層輕易妥協。由是觀之，這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不但是各領域「守」的戰場，更是形塑抗爭陣營價值觀、持守記憶、滋養行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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