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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尔登湖畔读书

电报频道的标志 gujinpintan1 — 在瓦尔登湖畔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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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的描述

想象重塑自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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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息 10

2022-04-25 05:09:53 KOO翻译了Kamil Galeev的 长推。“作者没有通过经济和政治,而是以文化、语言以及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场侵略。读过以后,我们或许会对这场侵略有一个新的认知。作者表示:这是一次注定会发生的侵略,想要真正理解,要先了解俄国的语言和文化。”

文中用布罗茨基举例:这样一位反俄的民主斗士、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著名教授,也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例证是他写的一首关于乌克兰的诗。

其实这个观点许多学者都讲过,我看过写得最好的是金雁老师的《倒转红轮》详写了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一个专制的反抗者和一个专制的拥护者,但同时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金雁老师也认为,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以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这些今天人看来的“一级学科”都是从“文学”中衍生分化出来的,文学一直扮演着“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

如果对这个推的观点和俄罗斯文学的思想感兴趣,读《倒转红轮》是一个好选择。

KOO的中文翻译https://twitter.com/koopeben/status/1518193371801878529?s=21&t=Ot2Ezw2QRjemehXs0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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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5 00:18:03 踰越就像前卫艺术一样,首先是美学方面的。色情会有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或者厌恶的身体,像胖的身体、巨大的乳房,超级大的阳具,或者衰老的松弛的皱纹皮肤等等(Kipnis165)。在这里我必须先讲一下,色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的;有大胖子做爱的色情,老年人做爱的色情,跨性别做爱的色情,和同性做爱的色情,等等。经常有人认为色情可以被单一的定义所涵盖(例如「色情是男性对女性的父权宰制,),但是其实世界上的色情种类和数量多的惊人,很难用单一的规则或范畴来归类或定义,我们总是看到让我们意外或例外的色情。

可是我刚才提到色情的特色是踰越的,那么是不是所有色情都是踰越的呢?我想如果有一种很温和的色情,异性恋年轻男女,没有口交或任何变态,没有器官大特写,只有柔焦和唯美,又演的是夫妻关系,做爱前还祷告或拜佛——好,不能有这种「变态」情节,否则这就是在颠覆踰越了(不过据我所知,有些基督徒夫妇真的在做爱前会祷告)。可是,即使在已经习惯咸重口味色情的开放社会里,这种温和色情还是有最低程度的踰越,不但是因为它的温和口味踰越了一般色情的咸重常规,还是因为人们仍然不能在公共场所看这种色情。如果被某些人(如权力位阶和你不平等的人)发现你正在看这种色情,你还是会感到尴尬、或者觉得不适当,这是因为基本上,我们的文化对于裸体和性就是认为不宜公开、不宜和某些人共同参与。换句话说,色情既然总是包括了脱光衣服性交,那就至少有着最低程度的踰越。

by 色情无价
460 viewsedited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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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4 12:58:20
弹子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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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3 10:46:31 引发强权镇压的永远不是内容,而是自主。四月之声是很温和,国歌还很主旋律呢。
493 views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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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20:05:06 https://twitter.com/SofiaHCBBG/status/1517355194769567744?s=20&t=2YolfVp6QcKNCrInpZDQ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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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01:53:01 这三段都来自《伟大的俄罗斯回来了》

第一段希望定义一种包含俄罗斯政体特点的极权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判断非常准确——“意识形态只在最初阶段对极权统治者夺取权力时至关重要;夺权之后则由恐怖发挥作用,其后,顺从的动力则扮演首要角色。”。

第二段则由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分析人们这种动力从何而来——类似于“施虐”“受虐”的人格特征,在德勒兹和福柯1972年的对谈中,也有相似的描述:

德勒兹:为什么那些并不会从中受益的大众,会极度支持现行权力结构,要求参与其行动?利益并不是终极答案。还存在对欲望的投资,以更深层、更分散地逻辑运行着。赖希惊呼过:大众并没被欺骗,在特定时期,法西斯政权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对欲望的投资塑造并分发了权力,使得警察挥舞的权力与首相的权力没有本质的区别。

福柯:那些运用权力的人,不一定是从权力运行中获益的人。权力的运作以大众为代价敌对大众,甚至以他们的死亡、牺牲、大屠杀为代价。然而他们渴慕这种权力,希望这种权力的运作。

鲁迅说得更贴切: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第三段更有意思。精准的定义对正视一个国家的性质有多重要?这两天德国人的录音传遍网络,有人评论说:如果一个东西,看上去是camp,听上去是camp,住进去以后发现也是camp,那它就是camp。后共产黑手党国家,嗯,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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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01:32:54 俄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运用“极权”一词形容后苏联俄国都嗤之以鼻。就连“威权”都有争议。镇压开始后不久,“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一词逐渐流行起来。最初的用语是“非自由民主”(iliberal democracy),由记者法里德.札卡利亚 (Fareed Zakaria)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札卡利亚强调民主做为一种透过自由及公开选举选择政府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这项保卫个人自由的政治计划之间,有所区别;两者并不必然携手并进。政治学理论长久以来都承认自由专制政体(liberal autocracy)存在,例如奥匈帝国。如今则该承认其结果也必然存在。札卡利亚引用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和秘鲁,以及其他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不断侵犯宪法为保障个人自由而设定的权力限制。他也提到俄罗斯正面临这样的风险:1993年,鲍里斯.叶尔钦出名地(而且名副其实地) 攻击俄国国会,攻击行动是由国会自身的违宪举动所引发。接着他停止宪法法院运作,拆解地方政府体制,开除数名省长。从车臣战争到经济方桉,叶尔钦习惯性地表现出对宪法程序及限制的漠不关心。叶尔钦很有可能本质上仍是个自由民主派,但他的行动创造了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我们只能盼望他的继任者不会滥用它。

“非自由民主”观念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旦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开始限制自由,就不太可能继续拥有真正自由开放的选举——即使事实上,选举仍定期举行。毕竟,就连苏联都有选举,根据苏联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此为不记名投票的直接选举:“禁止对选民的意志表达进行监督。”然而在鄂兰的命题中,就提到了极权政体如何剥夺臣民的意志,而再没有比选举制度更实在的呈现了——在苏联参与投票的每个候选人,全都能够顺利当选。

在普丁统治的俄国,多数选举都被完全消灭了。州长和参议员如今都是官派,下议院则由政党按选票比例组成,泰半消除了个人投票的意志。自2000年以来,每次选举的总统低选人,实际上也遇不到反对。尽管如此,还是有旗帜、看板、音乐会,以及其他选战所需的配备,也有投票。虽然看上去更像是西方民主政体了,但实际上却更像苏联。过了一段时日,“混合政体”一词取代了 “非自由民主”。

在俄国,“混合政体”一词是由青年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 (Ekaterina Shulnan) 普及起来的。她写道:
混合政体是在新历史时刻里的威权政体。我们知道威权政体与极权政体的差异:前者奖励被动,后者则奖励动员。极权政体要求参与,要是你不参加游行,不跟着唱歌,你就不是忠诚的公民。反之,威权政体则试图说服臣民待在家裡,任何太热衷游行、太大声唱歌的人都是可疑的,不论歌曲思想内容或游行方向为何。

舒尔曼重申了胡安.林兹的定义,针对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做出差异,但省略了他对极权主义“完全政治化”与威权主义“非政治化”本质的区别。舒尔曼写道,混合政体是冒牌货,但西方观察家们往往只聚焦于假冒的其中一个面向:假冒民主。“很容易就能留意到,民主的门面是纸煳的,”她写道:“但更难理解的是史达林的肌肉粘贴在上面。”她论证,普丁政权所动用的武力总量,按照二十世纪的标准其实微不足道。十几个政治犯之于极权主义恐怖,意义正如普丁每四年当选一次之于民主政体运行。她主张,混合政体借由策略性地以不同程度同时模仿民主与极权,来延续其生命。

其他用以描述普丁政权的词语,还包括盗贼统治(kleptocracv) 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纳瓦尼“骗子小偷党”主题的变体。一位名叫巴林特.马札尔(Balint Magvar) 的匈牙利社会学家,拒绝接受这此用语.因为他强调“盗贼统治”和“裙带资本主义”两者部必然包含某种自愿结盟,个人仿佛能够参与裙带系统或选择不参与,然后还能自主地——即使获利较少——做自己的生意似的。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流亡国外的寡头们,乃至不知几千几万入狱或破产的企业家月,其命运都表明了这种想法纯属谬论。

马札尔出生于一九五二年,在匈牙利这个压迫相对较少的东欧集团国家长大。这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但马札尔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积极参与地下反对政治,因此遭受惩罚:他被禁止在大学任教、禁止前往西方国家。1980年代晚期,马札尔身为自由民主联盟匈牙利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成了国家民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到了2000年代,自由党逐渐失去政治地位,最终不复存在,马札尔重回社会学研究。而在维克多/ 奥班 (viktor Orban)的新政权下,他再次被大学院校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于是也再次专注于研究东欧各国社会。

他强烈厌恶“非自由”之类的用语,因为这些用语聚焦于那种政权所不具备的特征——像是自由媒体或公平选举。他认为这种用语宛如借由“大象不会飞”或“大象不能游泳”之类的说法来描述大象,这完全没提到大象真正的模样。他也不喜欢“混合政体”一词,这在他看来仿佛是模仿出来的定义,因为它根本无法定义这个政权表面上混合了些什么。

马札尔开展出目己的概念:“后共产黑手党国家(post-communist mafa state)”。这个名称的前后两半都很重要,“后共产”因为“民主大霹雳(democratic bild bang)之前的状态,对于体制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它从共产独裁的基础上产生,是共产独裁衰败后所剩的机骸组建而成。”后共产国家的统治菁英最常出身于旧体制职官权贵,无论是党内还是秘勤部门。但在马札尔看来,这还不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最要紧的是,一些旧势力集团演变成以单一个人为中心,由该人带领整个集团掌握权力。巩固权力与资源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国家直到不久前仍由一党垄断权力、由国家垄断财产。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情境:

在其他专制体系的例子里,或者….私有财产被转换成近似于国有财产,或者财产的正式分配多公未被触动.……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国有财产根据可疑的规范而全被转换——至少在这些规范的社会接受度这方面是可疑的。当意图是创造出一层私人持有者,那就仿佛是意图从鱼汤里养出鱼来。

这些集团夺取的财产与权力,并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合法持有者,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出奇简单。

按照马札尔的定义,黑手党国家不同于其他由一人统治、一小撮菁英圛绕于领䄂身旁的国家。在黑手党国家里,达个小小的权力集团结构就像个大家族。家族的中心是家父长,他并不统治:“他处置——地位、财富、身分、个人。”整套体系的运作宛如共产时代分配经济的讽刺画。家父长及其家族只有两个目标:积累财富、集中权力。家族般的结构严分阶序,家族成员身分只能经由出生或收养取得。在普丁的例子里,他最内圈的亲信由从小在列宁格勒街头和柔道馆一起长大的人们组成,第二圈包含他在国安会/联邦安全局的同事,更外圈则是他在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同事。他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会“收养”某人进入家族,像是原先默默无闻的装配车间领班霍曼斯基,一举被提升到某种第三代堂表兄弟的身分。一个人不可能自愿离开家族:他只能被驱逐、被断绝关系和被剥夺继承权。极权主义国家的两大支柱——暴力与意识形态,成了黑手党国家手上区区一个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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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01:27:59 在弗洛姆看来,一种全新的人格由此开始,并且迅速盛行于某些社会的中产阶级。他将这种人格描述为可能会被精神分析师诊断为“施虐受虐欲”,但在社会心理学层次则可称作 “权威性人格” (autoritarian personality)。部分是由于个人关系中的施虐受虐倾向通常会被理解成病理,但社会中的同样行为却可能是最理性且“正常”的策略。权威性人格借由将自身力量交付给弗洛姆称作“神奇救星” (maeic herber)的某个外在权威(上帝或领袖)而存在。这位神奇救星是指引、安全感及骄傲的来源,因为将自己交付出去换来的是一种归属感。权威性人格由其与权威的关系所定义:

权威性格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性别:一种是权势者,另一种是无权者。权威性格者所具有的爱、崇拜及愿意顺从他人等心情,会自动地被权力挑起,不论是来自某人或某组织拥有的权力。权力之所以会使这些人神魂颠倒,并非由于该权力具有的任何价值,单纯只因为它是权力本身。就好像权力会自动在他心中引发“爱”的感受,同样地,无权势的人或组织,也会自动在他心中引发轻蔑感。只要看到无权力的人,就会让他想去攻击、宰制或羞辱对方。

权威性人格的另一有关键特征,则在于他对“历史决定与永恒”的向往和信仰:之所以会有战争、之所以某些人要被某些人统治,都是命运。命运同时决定了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永远不会减少。……权威性格崇拜过去,因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将永恒如此。期盼或致力于追求以前没有过的事物,不是疯狂就是罪恶。“创造”的奇迹——创造永远是奇迹——完全在权威性格者的情感经验之外。

弗洛姆和在他之后论述极权主义威胁思想家——马库色和阿多诺 (Theodore Adorno) ——都确信,这种性格在现代社会很常见。社会与经济的大规模动荡,有能力促使权威性人格主导整个社会,并扶植权威性格者成为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正处于这种状态。原有的确信消失无踪,社会结构大乱,世代之间出现裂痕:

老一辈在社会各项剧烈变动、尤其是通货膨胀之下惑到迷乱与困惑,他们无法像灵活又年轻的一代那样适应新的社会处境。因此,年轻一代自觉优于长辈,再也无法认真看待长辈和他们的教诲。而且,中产阶级的经济衰退使得父母不再有能力扮演对子女经济资助的角色。

这段话用来描述1990年代的俄罗斯,与它所描写的1930年代德国同样精准。鄂兰形容这样的状态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末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确信的根基如今成了空洞;自由的重担变得难以承受。希特勒做为一名最典型的权威性格者而崛起,他拥有一套投合其他权威性格者心意的方案。他憎恨魏玛共和,因为它积弱不振,一如他的听众们憎恨自己的长辈。弗洛姆并不认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实质有多么重要——实际上,他在那套意识形态里完全没看到实质。鄂兰也强调,希特勒(以及列宁)的意识形态前提,在旁观者看来“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弗洛姆在那套意识形态里看不出丝毫的逻辑:“纳粹主义从来就不具有任何政治或经济原则,我们必须理解的是,纳粹主义所拥有的唯一原则就是极端的机会主义。”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纳粹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所拥有的,是满足其听众受虐渴望的仪式:

他们一而再地被教导,个人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社会大众应该要接受个人的无意义这项事实,融入更高的权力当中,以分享那份权力的力量与荣耀,并且感到骄傲。

至于权威性人格的施虐一端,这套意识形态则提供了一种“比其他人类优越许多”的感受,弗洛姆写道,这些心理要素“足以(至少暂时如此)弥补他们在经济或文化面十分匮乏的事实。”

倘若2011-2012年间在俄罗斯全境走上街头的人们,抗议的对象是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内含极权主义,且不论他们是否用了极权主义一词,那么,抗议的形式和口号就不像玛莎所以为的那样不合逻辑了。倘若极权政体的特征之一是将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政治化,那么,极力非政治化的抗议就是一种适切的回应。倘若极权政体的特征之一是抹灭国家之外属于个人的所有空间,那么,在被警戒线封锁的空间内举行抗议也就不是多么怪异的想法:协商出这种空间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此,镇压从取消协商结果、在实体上摧毁抗议空间开始,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连抗争者及其反对者同样使用的“稳定”一词,在极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也有漫长的历史。鄂兰指出,纳粹和苏联政权都会定期进行清洗或镇压,她将这些清洗和镇压称为“永远不稳定状态的工具”(an instrument of permanent instability )。变动不居乃是体制存续不可或缺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必得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一种正常化,使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失去混血性质,在全世界各民族广泛不同而又深刻对立的各种生活方式中发生。”实际上,她这么写道:“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史这林都许诺要保持稳定局面,目的却为了掩盖他们想制造永远不稳定状态。”

当抗争者要求把“稳定”还给他们,他们所要求的是这种正常化。可是当来自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一名普丁兵卒说,抗争者必须被粉碎,因为只有普丁才能确保稳定,他是在追求领袖的视野,真心诚意地请求领袖在当时当地动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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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2 05:27:50 最近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许多人的注意力转到地缘政治的论述上,开了许多有关地缘政治的书单和讲座。这对了解国际关系的局势很有帮助。但是,作为这个世界上追求人类平等的普通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这种理解——地缘政治是疆域性理解利益而不是全球性理解利益——展望一个更好的世界,从正义性的源头上而非战争双方谁更正义做思考。

对民族国家的事实性认同,使得国际关系必须是丛林式的——即使在国家内部要遵循自由平等价值观。涉及到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时,则需要在丛林法则支配下进行零和博弈,多抢多占才能往下再分配。这是自由市场全球化的状态。

在全球关系概念中,是从全球化的公民国家和治理理念中做调整的共同体秩序,这是需要公民参与的群体共建的共同体,它的争取过程,是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构成过程,利益的获取,是从下到上的。人有了,国才有。这是公民政治全球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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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2 05:00:55 只要超国家关系的影响继续存在和不断扩大,民族主义就不能不因此有所自我调整。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民族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能适应新的形势,民族主义或许反倒能从全球化的“公民国家”和“治理”理念中找到群体共建的新策略,为发展全球公民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国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恰恰是国际关系的特征而不是全球关系的特征。
正如斯考尔特所强调的那样:“国际关系是疆域间的关系,而全球性则是超疆域的关系。国际关系是有距离的跨疆界交往,全球关系是无距离的超疆界交往。因此,全球经济不同于国际经济,全球政治不同于国际政治,以此类推。国际性的基础是疆域性空间,全球性超越了这种空间。”

由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域分明,国际社会存在于一个制约国家行为的国家间关系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批评或采取的行动,都可以被对方理解为“攻击”、“遏制”、“干涉”或霸权性“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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