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3 04:19:47
相比于急躁地给民间实践“赋值”更有意义的问题是考察其内在脉络。“自治”并非天然有利于左翼，尤其在一些全国性食利阶层局部聚集的地方，右翼民粹有什么理由去隐藏对自治的渴望？3月底某小区户籍人口要求居委会驱逐外地群租客，反过来网暴鸣不平居民的闹剧也是一种毫不罕见的“自治”。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太多社区的现实告诉我们，“自治”并未解决疫情期间租客的生活困顿。然而群众没有选择自暴自弃，从几位律师/医生将专业道德扩展到社区公共管理，再到更广泛的住户代表(团购“团长”)协调差异化的物资，再到被封控隔离的人们打破身份壁垒而重组社会秩序，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受到照护，越来越多先前不被接纳的人变成了拯救城市的主人翁……这样的进程足以证明：(1)先验的其种“正道”无力规范任何基于真实遭遇的行动；(2)建构在流沙之上的“正常生活”幻灭之后，既有话语开始用“末日悲剧”来掩饰自身无能的时候，人们完全有潜力新建更加可靠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坐以待毙，给旧神话陪葬。
我们由此获得了非常讽刺的事实：尽管当代意识形态话语十分过剩，但依然不能有效覆盖群众行动的任何一种萌芽。对于当前的思想生产者而言，症结不在于“回答”，而在于“提问”。我们被太多糟糕的问题式“(Problematic)”困住了手脚，将现实“问题化(Problematize)”为许多固步自封的命题，进而陷入太多无谓的“攻讦”或“保卫”。例如当看到上海团购团长绝大多数为女性时，一些看似进步的舆论将事件“问题化”为“女性是否素质更优”或“上海女性是否具有独特素质”等命题，最后陷入和男权分子无休止的比拼大赛。单纯从这种事实推导，既可以得出“上海女性更有本领”的乐观形象，也可以得出“上海和其它地方一样都是女性分担家务”的悲观印象。破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例如“这个事件中的女性，表现出了哪些进一步主导公共实务的潜能?”相反，一旦陷入某种“搜集癖”一般的学术庸俗，大兴“属类判分”或“形象描画”，无论语义层面成果如何，现实中都只会是对行动潜能的谋杀。
虚假的发问，让我们进驻虚假的阵地，与虚假的敌人交战，收获真实的创伤。这种荒诞悲剧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围绕“指责上海的都是国家主义”这一假想敌的构建。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针对上海的指责当中，特别是戏谑化的狂欢者当中，不乏国家主义者。他们无视上海庞大体量的国有民族资本，而一口咬定此地乃是“买办乐园”，无视地方精英深度嵌入国家机器，而一口咬定此处“遍地汉奸佞臣”(也可能是出于嫉妒)；揪住方言、相貌、饮食、文艺等等捕风捉影的“假靶子”，大搞“颅相学”的伐异狂欢。
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些“假靶子”是何人生产出来的?当然是过去40年间兴起的“老派自由主义者”。他们以满溢的“文明优等生”姿态，津津乐道于“先发现代性”、“文明锁匙”再用这些神话服务庸俗的全球化产业转移：以神秘的“地方特质”构建，鄙夷不屑于“河土泛滥的腹地”“精明钻营的外地人”再用这些巧语掩饰粗暴的超额利润剥夺……在一个月前的文章中，他们还认为上海可以让方方面面“尽入彀中”，在一天前被秒删的文字中，又旋即变成可以割席一切而“从大河漂离”的遁洋方舟--他们每一道菜都吃过，但认为自己只是看客。
以上两方势力，把上海当作肆意开垦的处女地，犁出千沟万壑，而后又揪起地里的作物打得难解难分……这种舆论场内的“霸屏聊天”具有深远的恶劣影响，不仅仅在于遮蔽了其它声音的响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一大串难以绕开的，糟糕的话语，扭曲了其它声音的形态。例如，省援护物资被无端浪费，外省移民被冷漠忽视，当地富豪炫耀奢侈物资……这些事实显然会激起大部分群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但当他们试图表达愤怒的时候，可供参考的话语符号却只有“国家主义”和“老派自由主义”这两套模板，难免出现“词不及物”的窘境。于是，前者假借“代表广大群众”的名号大肆收割全国民愤，后者代表上海“认领”这些指责并不断确证“中国已经容不下上海”的自虐暗示——两方白热化的对抗恰恰构成了一种默契的“双簧”配合，让真正有发声需求的人们永远失语。
相比于上述两个老派别无视群众的意气撕咬，他们所衍生出的两个新派别在博弈中更加务实，聚焦到了共同的敏感点——民间自治实践。
“空想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基层建制的瘫痪深表痛心：原来，上海也没有解决“后单位制社会”的碎片化灾难，只是此前市场要素潮水位高，没有露出泳裤。他们幻想着一种良性互动范式：民间努力把实践水平提到最高，并主动将成果交付国家机器进行深加工，而后者“想必能够”珍惜，他们把国家机器庞大的“实存性”囫囵地等价成“现实性”或“能动性”，实践中一种“半截奋斗，半截躺平”的姿态。
另一方面，“后自由主义者”则向民间自治倾注了全面的投射，仿佛迷雾摸索时终于抓住了亲朋的手臂，那些新的信条统统看到了立地之所。但问题在于，某种陈旧的“上海性”问题依然笼罩在这些朋友的头上，使得地方群众的经验，和全国群众的朴素正义观之间，横亘了一具早该舍弃的文化僵尸：是上海人民的经验不再能够与武汉、西安、郑州与陕西等地人民在疫情封城与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时的经验采取一种相互勾连，而被错误地归因于一种据说更加崇高的“上海德性”。这一事实恰恰截断了各地群众更加真实的联结，并有着被消息自由的“润学”夺取声量的风险——既然上海的自治实践仅仅是由于上海的“德性”，那么在那些所谓“德性洼地”地区的人们如果想要获得此类德性，就不得不离开故士“润”(即英文run)到上海，而当他们进一步认为相信官僚体系下的上海已经“容不下”上海人的“德性”之后，他们的选择也就自然是进一步从“中国的上海”再“润”到据说更有德性的西方世界去。在这样的视野恰恰是极端保守的一一通过拒绝更广泛的团结和行动的可能，变革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他们所鄙夷的秩序在这一语境下进一步变得“坚不可摧”，而在“新德性高地”遇到的现实问题恐怕又将为他们带来新的失望与挫败。
节选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50798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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