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

2022-02-13 07:36:47 台湾：解决住房危机　需要群众斗争
陈延年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

“这四年来你过的好吗？你买的起房子吗？”九年前蔡英文脸书贴的宣传图文被翻出来引起网上众怒。

蔡英文在2016年选前承诺实现居住正义，但执政六年来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2021年成为房价创新高的一年。台北住房所得比为16，意味着平均每人要不吃不喝工作16年才能买到中位价的住房，这数字已是世界排名第十高的城市。然而这却只是表面的数字，台北市拥有三房的房价平均2500万元（新台币，下同），台北服务业与工厂工人薪资中位数4.2万元，实际上对一个基层工人来说，要不吃不喝五十年才能买得起家庭式住房。如果选择不买房而租屋，台北市电梯大楼租房平均4万3000元，就算是双薪家庭租屋也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

民进党拒绝囤房税

2016年蔡英文提出“八年二十万社会住宅”政策，实际上只完工0.1%，且还是2017年时世大运选手村改建而成。蔡政府主要推动过向房东妥协的软弱政策，例如让房东减税为诱因，让其租屋成为社会住宅。但即使包含这项政策带来的数目，16年承诺的政策仍留下12万间社会住宅的缺额。

房屋囤积在少数人手上，且这些少数人手上的空屋越来越多。根据统计，拥有10户以上房屋者手上的空屋有18%。2015年到2021年，非自住房屋从54.6万户成长至69.7万户。蔡英文为了回应住房问题的压力，元旦演说中提及会重视居住正义，但随即两天后财政部就宣布不修改囤房税，揭露了民进党亲财团本质。

蔡政府知道高房价压制住经济发展，使民众生活负担严重，以致消费力低下，并且使生育率处于危机水平。然而她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代表，并不能、也不愿意伤害资本家的利益。而时代力量在立院提出，要求提高房屋税最高限制从3.6%税率升高到10%，并根据持有者的房屋数目而调整累进税（囤房税）。但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工人斗争的政党，没有群众斗争，在议会内提出相对进步的方案注定会被否决。

台湾经济和房地产已经形成了紧密关係，统治阶级害怕倘若推动有力的打房政策，会导致经济陷入更严重的低迷。根据惠誉国际信评的统计，台湾自用住宅的贷款，占GDP比重已达85％，可见住房负担极为严重。

政府大量卖地，而后建商高价标下成为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由于地方政府依靠卖地作为收入，在18年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卖地，建商再透过高价标下土地，进一步让周围住宅与土地价格、租金上涨。而蔡政府因为避免地方政府陷入财政短缺，也必需要纵容这种行为。光是台南市在18-21年就卖出了300亿的12万坪的土地（1坪约等于3.3平方米），卖地的金额比起14-17年成长了23倍。

工人阶级不应相信蓝绿财团专制能解决住房问题。在2020年立委选举中蓝绿立委有一半的政治献金来自于建商财团，远东集团（旗下拥有远扬营造、亚东水泥）在2016年就资助了蓝绿两党政治献金共5800万，而知名的地产业者兴富发就资助了蓝绿两党1160万元，注定他们是为财团建商服务，而非基层工人的住房需求。

组织群众抗争实现一个免费公共住宅政策

正如我们美国西雅图Kshama Sawant推动与组织租客运动，历史性阻止租金上涨一样，并迫使市政府大量增建公共住房。这证明要靠群众斗争的力量才迫使议会改变政策。

社会主义者支持囤房累进税这种改良政策，同时也要知道其局限性，因为资本家往往有办法避税。目前所囤积的空屋，早就能满足全台工人的住房需求。全台租屋需求共300万人口（包含学生与工人），全国空屋高达166万间。一间空屋能住两个人，已足够立即满足300万住屋需求。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会将所有空屋公共化，分配予所有租户。

当然这政策会引来银行和建商拼命反对。在资本主义下金融银行与建商把持着经济命脉，且给予蓝绿两党庞大的政治献金，蓝绿财团专制并不会挑战财团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透过群众抗争夺走资本权贵的权力，把全国的金融银行与建商、住房公有化并交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取消所有基层工人的房屋贷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住得起房，让房屋不论为资本炒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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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0 07:04:55 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

不久前，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两位同志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新的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但是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同两位同志讨论再度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两位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区别：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力的强力发展。他们进一步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侵犯，是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者的重任。就这点来说我们与两位同志拥有充分共识。但无论我们的意见多么一致，它都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

虽然两位同志不与极左派混在一块，却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定义来看”，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但由于“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没有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两位同志同时却否认官僚是独立的阶级，而我们只能对此表示祝贺了。上述前后矛盾的断言综合起来，恰好呼应了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我们尝试回归到国家的阶级理论上。毋庸置疑，我们并非不理论的拜物教徒。假设出现新的历史事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我们不应故步自封。但过去修正主义者的可悲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在我们试图创立一种新学说之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两位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由于存在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要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大，甚至体现为权力实际集中于一人手上。个人独裁无疑是政权濒危的征兆；但特定情况下却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终，国家的阶级性质不仅由政治形式决定，而且由社会内容来决定，即根据当前国家所保卫和维护的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性质来决定。

两位同志在原则上并不否认上述观点。但如果他们仍拒绝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那是因为两个理由：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政治原因。他们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官僚彻底走进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只是“走进不归路”？）接着又指出局势的演变“将官僚带到了与国有经济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和深化。”（只是把他们“带到”这般局面？）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径正大大地破坏着经济的计划性和国家垄断。”（只是“正破坏着”？所以不是已经破坏了？）。

而第二个论点，就像刚才所说，是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主要是政治范畴……如今，无产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组织和机构均遭摧毁，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统治现已遭到毁灭”。两位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主要”是而彻头彻尾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经济的集中表现。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治制度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两位同志像先前那样“一般来说”承认上述这点。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夺去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如果说在前一时期，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进步的角色；那么现在，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的中心内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估和预测。“开明专制”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后来却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来解决。然而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时，我们写道，官僚的“开明专制”只有相较甚少的时间能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现实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骗，期望相应达到空前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却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这有导致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停止脚步吗？我们可不会如此妄言。尽管生产力受到官僚专断的牵制，国有经济的巨大的生产力，在成长速度比以前放缓的情况下，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多年。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当前的政治危机正将自身扯得四分五裂，这比生产力走向停滞还要危险得多。为了简化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发展的绝对阻碍，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在我看来，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一次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在最近的25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只是证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资产阶级产权；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耗尽了一切直接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动用一个中介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走到法西斯主义野蛮手段的穷途末路，为的就是保护生产数据私有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

我们无意将这些模拟无限上纲。但它毕竟展示了权力集中于官僚手中乃至生产力的停滞，仍未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产权制度上闯入一场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将之改变。[1]

难道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性质处于对立状态的例子？是有的！“（法国旧制度的）第三等级”掌权后，有一段时期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数月，无产阶级也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转了好几年（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得依靠国有经济。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所谓的“无阶级国家”的理论（宣称由于没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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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8 03:04:51 共产主义联盟中的右翼分子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
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评论

1.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完全建立在作为物化劳动的价值概念之上，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概念之上。

无论机会主义错误和偏差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么，它们总是在意识形态上归结于对革命党、党与其他无产阶级组织和整个阶级之关系的错误理解。

2.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这个概念的前提是，党完全和无条件地独立于所有其他组织。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与其他组织的各种协议（阵营、联盟、妥协）不可避免，但我们只有在党始终面向阶级，始终在自己的旗帜下前进，以自己的名义行动，以及向群众清楚地解释达成协议的目的和限度地情况下才能允许这些。

3.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所有摇摆和所有错误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错误认识。斯大林主义的“两个阶级政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产国际官方还能容忍这一理论好几年，并至今仍然没有以必要的坚定态度谴责它，这是官方路线错误的最清楚迹象。

4.苏联中派官僚机构的根本罪行，是其对党的错误立场。斯大林派寻求行政地将整个工人阶级纳入党的各阶层。由此，党不再是先锋队，即自愿选择自最先进、最自觉、最敬业和最活跃的工人。党与阶级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布兰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随者通过庸俗的“俄罗斯无产阶级缺乏文化”说法来为斯大林党政权辩护，从而辨认党和阶级，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消灭党，正如斯大林在实践中消灭党一样。

5.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灾难性政策的基础，是放弃了党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达成实际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发展演变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为了将其权力移交给国民党。它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6.英俄委员会的灾难性实验完全建立在践踏英国共产党独立性的基础上。为了让苏联工会能够维持与英国工会总理事会的罢工破坏者结盟（他们声称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英国共产党必须丧失一切独立性，将党实在地瓦解成了所谓的少数派运动，即沦为工会内部左倾的反对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对派团体中，英俄委员会的经历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要求与罢工破坏者决裂是宗派主义。尤其是莫纳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怀抱的原罪很明显地体现在于英俄委员会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发生在英国的事情，无论是整个共产主义还是左翼反对派都无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团结一致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他们试图用一个“更广泛的流派”来取代脆弱的英国共产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流派的领导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朋友”、准共产党员、或者是好人和熟人。当然，这些好人、“可靠的领导人”，并不想服从于一个弱小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的完全权利；党不能强迫任何人服从它。共产党和“左派”（珀塞尔、希克斯、库克）在工会运动部分任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当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有一个条件：共产党必须保持其完全的独立性，即使是在工会内部，在所有原则问题上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在必要时批评其“左派”盟友，并以这种方式逐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然而，这条唯一可能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官僚来说显得太长和不确定。他们认为，通过对珀塞尔、希克斯、库克和其他人的个人影响（幕后沟通、通信、宴会、友好的祝贺、温和的劝告），他们可以逐渐地、隐秘地将左倾反对派（“广泛流派”）拉到共产国际的床上。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证此事成功，这些亲爱的朋友（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不会受琐碎的诡计、不合时宜的批评、宗派的不妥协等问题所烦恼、恼怒或不快。但是，由于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恰恰是破坏和平并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须采取使共产党上从属于少数派运动的激进措施。在工会领域出现的只有运动的领导人。英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脱离群众了。

9.俄国左翼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要求？首先，重新确立英国共产党相对于工会的完全独立性。我们认为，只有在党的独立口号及公开批评的影响下，少数派运动才能形成，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任务、改变其领导人、在工会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共产主义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们的同伴对我们的批评做出了什么回应？“你想把英国共产党推上宗派主义的道路。你想把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赶到敌人的阵营。你想与少数派运动决裂。”

左翼反对派反驳了什么？“如果珀塞尔和希克斯与我们决裂，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立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没有人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保持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这意味着珀塞尔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敌人。他们越快表现出他们的真面目，对群众越好。我们根本不想与少数派运动决裂，相反，我们必须对这一运动给予最大的关注。与群众或一部分群众一起向前迈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识分子圈子的十几个抽象纲领更加重要，忠于群众与在临时领导人和半领导人面前投降丝毫不同。群众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口号，这就排除了一切理论上的和解和对利用群众落后思想的一切保护。”

10.斯大林在英国的实验结果如何？涵盖近百万工人的少数派运动，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运动毁灭的祸根。群众只知道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而且莫斯科也为他们担保。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严峻考验中就可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们陷入了混乱、变得冷漠，并自然地将他们的失望扩展到共产党身上，然而共产党本身只是整个背叛和背信弃义机制的被动部分。少数派运动销声匿迹；共产党变回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派系。这样，由于对党的一种根本错误的概念，导致曾经带来了总罢工的英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运动，不仅没有动摇反动官僚机构的机器，反而加强了他们，并长远地损害了英国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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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6 16:27:18 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左仁 中国劳工论坛

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劳工论坛（ISA中国）指出中国在2008年危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让中国经济、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经济都避免了美国华尔街式的全面爆破，但这不过将危机的炸弹延后爆破。中国自此陷入债务严重、充斥高风险投机、大量无利可图的僵尸企业。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经济危机——债务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巨大、消费水平低下，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而难以反弹。

中共比日本当年更长期、更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驱动力，制造了全球最严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机发起了警号，使越来越多评论员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会主义者》杂志在此回顾日本房产泡沫爆破的历史，协助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帝国主义衡突方面分析中国危机的愿景。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亚洲区抵御苏联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斯大林主义的中苏阵营就在邻国，美国在政治上要通过经济力量压制日本的工人斗争。美国从1945年－1969年间向日贷款和赠款总数超过40多亿美元。日本经济大力发展，在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状况使美帝国主义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胁，并开始要改变对日本的政策，压制日本的经济发展。

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陷入了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美国通涨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胀并无带来经济增长，企业无利可图而殆于扩大投资使失业率持续高企。这就是所谓“滞胀”。

通胀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即使后来解除了石油禁运，全球油价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机前水平。通胀使国内消费水平降低，而由于美元价格高企以至进口商品价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对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在1983-84年间差额达到GDP的3%。

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发起贸易战，并以里根1981年上台后成为转折点。到了1987年，华府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进口货品加入了100%关税，几乎等同封锁了日货进口美国。美国亦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让美国投资，包括电视机和汽车等关键市场，并打击在美的日资企业（如东芝），就如今天对抗华为那样。

日本虽然成为经济强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极为依赖美国，尤其面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官僚计划经济的国家更需要美国保护。虽然当时中苏交恶，但资本主义的日本与计划经济的中国与苏联是社会制度上根基性的敌对。加上当时东南亚经济步入极迅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还有其他新殖民的国家可以剥弱和掠夺，因而接受对美国的让步期望买来和平。

然而，日本的让步并没有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赤字占GDP从1980年的1.3%增长到1989年的3.7%。可见即使当年美日两大国愿意作出协定，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后来决定性的广场协议更引起大灾难。今天中美之间强硬的态度以至全球国与国合作的撕裂，各国在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去走出经济困局，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国、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定，同意将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作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以为可以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日元升值可以推进日元国际化、吸纳外资到日本投资、帮助日资在世界市场上扩充。与其像资产阶级评论员那样说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倒不如这是帝国主义冲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灾难。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两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日本出口总额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宽松政策企图刺激经济，一度推出过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大量信贷涌向房产和股市。地价暴涨，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美国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而美国的面积则是东京的1.5万倍。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时间里面，日本的房价翻了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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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5 06:38:53 美国：拜登政府陷入危机
很明显，拜登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 所谓“蜜月期”早已过去。不幸的是，国会的左翼未能提出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

Erin Brightwell和Tom Crean　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

（原文首先发表于2021年12月9日）

仅在6个月前，媒体还充满着乐观，预测由于需求激增大规模接种疫苗，经济将迅速复苏。拜登的总统任期被视为是决定性改变特朗普的政策，就像小罗斯福一样“政府可以发挥作用”，方式包括重大的社会项目，更认真地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恢复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地位。

然而最近几周，拜登的支持率跌至新低，民主党在选举中遭遇失败，这显然是在警告，按照现时的发展状况，民主党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失利，从而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很明显，拜登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 所谓“蜜月期”早已过去。 不幸的是，国会的左翼未能提出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般地步的

拜登于今年1月就职，此前一年，由于特朗普罪恶般地疫情处理不当，数以十万计的人不幸死亡。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落败后，又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拜登通过另一项派钱给群众的经济刺激法案，并加大疫苗接种力度，承诺即将“回归正常”，维持了他起初的支持度。

这乐观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拜登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宣布从疫情“独立”，有点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宣布在伊拉克“完成任务”那样。 疫苗接种进展出现停滞，而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大规模爆发粉碎了人们对疫情即将“结束”的希望。截至9月底，每天平均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21年美国死于新冠的人比2020年还多，而且（撰写本文时）今年仍尚未结束。

德尔塔变种病毒的爆发也阻碍了经济复苏。近几个月来，供应链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糟，并导致通货膨胀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点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一再表示，供应链和通货膨胀问题只是“暂时”的，并将迅速得到解决。不过，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民主党内部的瘫痪使拜登的计划陷入停滞。民主党内就如在国会通过与其议程相关的法案，出现无穷无尽的争吵。当中包括有关传统桥梁、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的法案，以及包括社会项目——带薪产假，普遍免费幼儿园前教育，扩大医疗保健福利——还有气候变化的措施在内的重建法案。

我们已经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几个腐败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个与煤炭利益有着密切联系，迫使拜登一而再再而三地令法案缩水。由于法案中一切有意义的气候变化行动都被否决，拜登被迫空手去格拉斯哥参加COP26气候峰会。虽然众议院现在已经通过了一个缩水版的“更好的重建”（Build Back Better）法案，该版本恢复了一些之前被删掉的内容，但这仍需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最终法案会是什么样子，甚至怀疑是否会有最终法案。

这些显示，若果统治阶级中那些更“有远见”或更理性的部分想缓和极严重的政治两极化，并维护令他们历史上受益良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话，他们就不能坚持自己的利益，并推动有利于他们的措施。因为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未能通过实质利民的措施，这给共和党人的卷土重来打开了方便之门。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共和党的掌控非常牢固。

尽管政治建制人物很没效果地尝试推动有限的“渐进式”社会支出，但他们仍然完全反对将长期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实现全民医保或取消学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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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4 14:42:54 经济复苏何去何从？
通胀幽灵威胁引爆新一波危机

Eric Byl　国际执行委员会

（注：本文首次刊登于2021年8月）

关于所谓的“后疫情”经济反弹，我们有很多质疑。这些数字看起来很漂亮，但背后存在诸多方面的警号。贫富差距创下新高，加剧现有的社会紧张局势，并不断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正在引发进一步的社会爆炸。资本主义十分缓慢、不均衡、低效的疫苗推广，为更具传染性和疫苗抗性的病毒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迫使各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此外，还有许多在新冠疫情前已经存在并变得更棘手、更紧迫的挑战：生态危机、新冷战、债务积累、生产能力投资不足等。

也难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称，上述风险可能会让其下调“全球基线”预测（2021年全球增长率为 6%，2022年为4.9%）。IMF呼吁中央银行不要收紧货币政策，除非持续的通货膨胀迫使他们这样做，这也表明他们对全球经济也缺乏信心。

增长数字看上去很好，但我们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待。增长是发生在2020年世界经济衰退3.2%之后，那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这个增长同时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历史性转变的推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货币（印钞）和财政（增加预算开支）干预占GDP的平均比例为16%（如果包括贷款、股权和担保，则为27%）。“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相应的数字分别为GDP的4—6.5%和1.5—2%。根据IMF的数据，截至2021年7月上旬，全球各国政府用于抗击新冠疫情的资金已不少于16.5万亿美元。考虑到这一点，IMF的增长数据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

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很清楚，为了避免他们的制度内爆而产生社会动荡，就需要彻底改变相应的经济政策。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他们用了4年时间才从自由市场政策转向更多的国家干预政策，即“罗斯福新政”。在那4年间，美国GDP倒退了25%，失业率飙升至25%，数十万人无家可归，被称为“胡佛村”（以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命名）的棚户区随处可见。

在胡佛的任期内，美国公共债务从1929年占GDP的16%上升到了1933年的40%。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数字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年收入仅占GDP的4%，而这一数字在今天则约为30%。联邦债务与联邦年收入的比值呈指数增长。罗斯福新政开始后的第二年，美国经济反弹10.8%，并在经济萧条卷土重来之前连续3年保持可比增速。新政赢得了时间，但所有背后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和美国的产能输出，以及战争结果改变了一切。

似乎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将比预期更早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去年中国就实现了，而美国在今年第一季度也会如此。欧元区GDP仍比危机前水平低3%，但其增长现已首次超过中国和美国。欧元区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法国预计增长6%，意大利增长5%，罗马尼亚增长7.4%，德国受中间材料短缺的影响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大，增长率预计为3.6%。IMF的研究表明，到2022年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将能弥补所有因新冠疫情相关的损失。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新的新冠变种病毒得到控制。我们已经看到由于“Delta”变种病毒，摩根大通下调对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从5.8%至2.3%，美国股市因而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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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3 18:02:58 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
李甬 中国劳工论坛

甫踏入2022年，中国的经济情况接二连三地发出警号，国内舆论普遍已经相信经济衰退的日子已经到来，更甚者已对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统计指去年GDP增长8.1%，但即便是这不可靠的数据也显示出，“增长”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长”已急剧放缓，第四季度更只得4%，属2020年疫情大爆发以来增长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开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相继传出消息指当地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将面临减薪，且减薪幅度相当大，平均被削减了15-20%。据悉被扣减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资，而是“绩效奖金”以及其他各种津贴，普遍而言，这部分的收入占中国公务员总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广东部分地区甚至已停止发放公务员津贴，只发放基本工资。与此同时，中共纪委发出公布称，公务员在下班后开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为“原则上不算违纪”。这被视为是在默许或者变相鼓励公务员赚外快，自谋生路。

事实上，中国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过去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开始，东北三省陷入财政危机后，这一情况开始蔓延到该处。东北三省的一些任职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人员，如公交车司机之类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数月工资。但在去年年底，减薪欠薪的现象首次蔓延至沿海发达省份，令民众对经济情况的预期更为暗淡。

民众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消费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讲的“拉动内需”又一次成为空洞的口号。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去年12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2020年同期增长1.7%，远低于外界预期的3.8%。显示了普遍民众在对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正在收紧自己与家庭的消费额。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这正是传统经济危机所倒下的第一块骨牌。

承接着以恒大危机为标志的房地产市场动荡，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复龄教授在微博称，在2022年开始仅仅两星期内，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已经起诉了超过二十万名断供房贷的业主。他的这则微博随后不久就被删除，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等仍在文章引用转载这一消息。同时网上亦有大量民众在这一话题下纷纷诉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价暴跌、无法如期还款所遭受的损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卖后仍不足以抵偿银行欠款。作为佐证，查阅历年中国司法拍卖住宅房产的宗数，过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万宗。可见情况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令不少城市中产阶级转眼间变得一贫如洗。

对地产市场的政策收紧同时亦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龙江鹤岗市地方政府传出“财政重组”，被视为第一个陷入破产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报告，鹤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层政府所调拨的资金外，主要就是依赖于土地出售，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使得市内土地变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万至2万元人民币的售价，鹤岗市内的房价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报导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缴交管理费和暖气费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鹤岗市的本地财政收入更进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市政府的开支却高达鹤岗市136.8亿元，处于极其严重的入不敷支状态，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这一情况敲响了警号。习近平政权提出所谓“住房不炒”的口号，以至早前以各种政策如“三道红线”、房地产税等以图控制过热的地产市场并压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以致引发了恒大危机，随后大批根基不稳的房地产企业亦摇摇欲坠，整个房地产市场现时哀鸿遍野。不仅大量住宅地产项目烂尾，不少城市连一些筹备多年的巨型产业园区计划也由于开发商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被迫搁置甚至下马。尽管中共想方设法试图加强对资本企业的控制，但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市场并非中共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忠仆。中共的寡头资本家与官僚担心地产市场这一头骆驼已无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习近平早前尝试推动房地产税的计划在政权内部遭到猛烈反对并被搁置就变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摇摆，种种迹像显示出政权正准备重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输血。在1月19日，新闻消息指中国的主要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科兴成立了房地产公司，以7.7亿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进军房地产市场。虽然科兴表示，成立房地产公司是“为了面向员工的租赁房屋”。但庞大的注册资本令外界认为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在市场整体看淡房地产市场的环境下，科兴一家生物制药企业逆流而上，豪掷大笔资金插足房地产市场，亦令人怀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态以尝试挽回资本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劵日报》整理公开资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个地方重大基建项目密集提前动工，这不到一个月内的总投资金额已高达2.28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发改委16日发布通知，要求地方“稳定和扩大消费，促进住房消费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国务院、财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出现，包括放松房贷、加速放贷，被称为“史上促进购房政策最密集的春节”。

在次日，中国央行亦随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利率，幅度达此前预期的上限10个基点。以冀促进银行对市场加大借贷。在此前，中国企业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长期贷款为3400亿元人民币，对比2020年同期的5500亿元暴跌了2100亿。企业大举收缩借贷意味着资本家减少投资，这亦是经济危机倒下的第二块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现时正遭遇到信心危机，因此必须立即将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

这表示，过去习近平所提倡的“内循环”“提振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等这些口号已成黄粱一梦。在瘟疫的持续性负面影响以及新冷战的压力下，习近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对资本的控制，以在内忧外患的险境中维护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却是资本家不愿承受也无法承受这一时间的阵痛，更将这些经济阵痛放大并转移到民众身上。当中共官僚意识到这一进程可能触发无可挽回的危机时，只能低调地放弃这一路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转向是否为时已晚，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现在的情况正是中共站在钢丝之上，却被新冠疫情与新冷战两股强风吹得左摇右摆。

归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政权的执政地位，而非“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利益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维稳而抛弃的幌子。中共在过去一年连续多次的政策摇摆正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当下的危机根本没有一个具体而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机的一部分。对民众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地管理经济才是彻底解决危机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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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9 14:40:20 伊朗：教师罢工抗议展示出前进方向
伊朗政权正处于不稳，当局担心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这就是他们在过去几个月加强镇压的原因。

Nina Mo　社会主义左翼党（ISA奥地利）

2021年，在12月23日的全国行动日，数以万计的教师和退休教师——以女性工人当先——在伊朗100多个城市发起抗议：要求提高工资水平、体面而免费的教育系统等。工人们抗议低薪、欠薪、缺少医疗保险、镇压和低水平养老金。伊朗教师的工资大多低于贫困线，在通胀率攀升下这成为更严重的问题，许多教师不得不做第二或第三份工作。抗议显示了伊朗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方向——尤其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组织。“伊朗教师工会联盟协调委员会”呼吁所有教师参与抗议，在全国范围内表达他们的诉求。

持续的抗议

教育界的抗议已经持续了数年，主要由独立和战斗性的教师协会和工会领导。12月23日的行动日旨在反击政权限制罢工和抗议的新法律，目的也是为了反对微不足道的加薪（幅度根本不足以满足教师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及反对包括新削支和紧缩措施的新预算。

教师在12月11日和12日发动了全国性的罢工。第二天罢工变成了大型抗议集会，不仅在职教师，而且退休教师也参加了集会。抗议蔓延到伊朗的200多个城市。仅在伊斯法罕，就有超过1万名教师参加了集会，主要口号针对镇压和逮捕行为：”要求释放被扣押的教师。” 由于经济和生活上的灾难状况，比如高昂的物价，教师们察觉到自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经过数个月的抗议，国会终于在12月15日批准了所谓的”教师等级制度法案”。他们表示，教师的诉求已经得到满足，抗议不再具有理由，但教师们仍宣布他们将继续抗议。教师的要求包括加至高等教育教师工资的80%，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教师和工会成员，以及退休教师的养老与通货膨胀率挂钩。所有这些诉求都被政权无视。

该法案仅是提出将教师的工资提升一个小的百分比，尽管教师工资十年来一直很低。然而，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工资仍然低于贫困线，而预算也并不足以提高工资。在2021-22年的预算中，包括教育在内的“民政事务”的预算不到35亿美元，而所谓的国防军的预算则超过50.8亿美元！协调委员会发言人Mohammad Habibi在国会通过法案后说：“反正无论如何，国会通过的所有内容都不会被教师们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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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7 16:11:34 哈萨克斯坦：革命运动与军事干预
像哈萨克斯坦早前发生那样的革命运动，往往有着自己的发展动态——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现在，外国军队的介入后，已经有数十人丧生，数以千计的人被捕。

社会主义替代（ISA俄罗斯）报道

像哈萨克斯坦早前发生那样的革命运动，往往有着自己的发展动态——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周二晚上，总统托卡耶夫在电视上呼吁保持冷静和对话，几个小时前他刚解散了政府并任命了新的总理。他还任命了一位副总理和国务秘书以及国安委（以前叫克格勃）的两名主要官员。周三下午，抗议者洗劫了位于阿拉木图的克格勃大楼。阿拉木图市中心的战斗在周三晚上持续一整晚。据报，屋顶上有狙击手向驶过的汽车开枪，而据官方报道，数十名抗议者被击毙。
周三晚间有报道称，托卡耶夫已请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派遣军队帮助镇压他所谓的“在外国接受全面训练”的“恐怖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包括亚美尼亚、白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当然还有俄罗斯。据报道，周四上午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在派遣“集体维和部队……在一定时限内稳定局势并使局势正常化”，他们声称是“外部干涉”造成了这样的局势。

上面言论是亚美尼亚总统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集安组织主席）说的。就在一年前，他还在抱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没有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中支持亚美尼亚。他声称自己是区内最坚定的民主支持者。然而，他认为派遣军队帮助邻近独裁者镇压工人阶级并没有错。

现在，三千名俄罗斯军人正在坦克和重型火炮的支援下赶赴现场“帮忙保卫政府建筑”，另外还有来自白罗斯的援军。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也同意出兵，但吉尔吉斯斯坦似乎拒绝，官方声明称，即使他们出兵，他们也不会对抗议者采取行动。突厥国家联盟表示愿意帮助哈萨克斯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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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6 13:55:00 印度：英勇的农民运动迫使右翼莫迪政府让步
经过为期一年的农民抗争，这个近半世纪以来印度最大规模的运动最终成功迫使右翼威权的莫迪政府屈服于农民的诉求。

Mohamed Nawaz　ISA印度支持者

（原文首先发表于2021年11月26日）

这一重大成就显示了斗争的力量和大规模运动的影响性。但同时，这也伴随着局限性。

这场斗争极其艰苦，有超过750名农民在斗争中丧生。他们的家人仍在等待正义，然而希望十分渺茫。随着这个最重要、但也最两极分化之一的邦立法机关选举临近，政府一直在试图吸引选民，但是坚定的农民不屈不挠。几十年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持续遭到打击，现在不仅需要制止政府的攻击，还需要彻底地重组农业和粮食供应系统。

右翼媒体蒙羞

几个月以来，偏颇的印度​​​​​​​右翼媒体进行毫无根据的全天候轰炸式宣传。这些媒体试图制造虚假叙事来转移对政府的不满，但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德里的共和国日事件后，这些媒体公司将抗议的农民标签为“哈里斯塔尼”（锡克教分离主义）或宗教极端分子，并试图破坏正形成的阶级团结和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支持。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一切都是徒劳。这些右翼媒体现在正绝望地删除着他们在YouTube上发布的一个又一个的视频，这完全表现出他们的虚伪。这表明印度媒体既伪善又毫无骨气，他们将印度新闻业的灵魂拍卖给了统治阶级。

遵守人民的意愿，还是以机会主义获得政治收益？

这种公然的虚伪不仅仅局限于媒体，也存在于政府。莫迪的许多支持者在废除法律后站出来，宣称他是“人民领袖”。然而，对那些国家默许下的警察暴力中丧生的农民家庭的呼声，莫迪仍然充耳不闻。但也不要忘记，这场胜利并不是出于同情施舍给农民的，而是农民无尽的牺牲所赢得的。印度人民党试图去掩盖他们脆弱的证据。莫迪决定撤销农业法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北方邦（Uttar Pradesh）立法议会选举只有3个月了，执政的人民党在民调中落后。北方邦是人口最多的邦，在国会中拥有着80多个席位，是印度政治上最具重要性的邦。旁遮普邦（Punjab）也将会举行了选举，人民党传统上在当地势力十分薄弱。农民运动在这两个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家可以思考政府为什么在此时决定撤销这些法律。

立场坚定的农民

一年前，右翼政府低估了农民，现在仍然如此。当局希望农民们不知道当中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图。农民们决定继续他们在下周内计划的全国总罢工。令右翼政府完全绝望的是，将会有大量人民群众支持农民们的抗议行为，并乐于见到政府屈服于政治压力。各工会计划于11月26日举行全国性示威，并在2022年举行为期两天的大罢工，届时将讨论联邦预算。农民们也将参与当中。预计他们将向政府施压，要求接受其余要求，例如宣布“最低支持价格”、为在抗议中丧生的750名农民的争取赔偿，伸张正义。预计这些将对即将在农业主导的邦举行的邦选举产生深远影响。

运动的前景

这场运动的一个优势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展现出的示威者的决心，令许多民众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即使在困难时刻（极端高温、新冠病毒、右翼镇压…….），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即使在莫迪宣布废除这三项法律后，农民组织仍然呼吁抗议。这种斗争当中展现的毅力很重要：向大众显示，示威者是认真对待斗争的。斗争是有回报的。

将斗争结合起明确地积极动员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工人阶级支持）的升级行动计划，以及主张改变制度的政治纲领，将能带来更多的胜利。废除这三项法律可能会强化工会已宣布的总罢工。它确立了“斗争是会有回报的”这一想法，即使是针对一个特别反动的政府。它显示了坚定运动的重要性。

虽然农民运动往往以自身诉求为中心，但工人阶级的广泛团结强化了抗争。反过来，农民的抗议也启发了2020年12月的总罢工。随着莫迪政府在所有战线（应对疫情的方法、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上政策的失败，社会动荡再次加剧，关键是以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纲领来强化运动的团结。只要有资本主义存续、统治阶级继续掌权，他们就会继续压迫我们。

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而且另一条道路是切实存在的。在民主规划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下，农民和其他工人将拥有自由去运作社会，并改善所有人生活，实行建基于人民需要的制度。农民的这场胜利是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赢得的一场小而具有意义的胜仗。我们工农必须团结起来，利用这样的运动作为可能的蓝图，推翻资本主义暴政，解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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