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尔登湖畔读书

2022-07-28 06:25:02 奥威尔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中曾经写过养花种菜的爱好，但他却因此收到一封怒气冲冲的来信。写信的人说：种玫瑰花这种事情是小资情调，奥威尔这样的作家不应该喜欢和提倡。

这当然是一种可笑的批评，但有类似想法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在苦行僧和圣徒的脸谱化想象之下，种玫瑰会被视为一种不恰当的行为：为社会正义奋斗的人，怎么能享受那种私人的快乐呢？

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的时候，Rebecca Solnit说，其实，快乐（pleasure）也可以是一种反抗，因为有时候，快乐是一种有人不希望我们拥有的东西。

在《1984》里面，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反抗老大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拿出自己买的一本非常好看的空白本子。奥威尔详细描绘了纸张带来的愉悦感受，以及用笔墨写字的感觉。温斯顿后来又去听鸟儿唱歌，陷入了爱情，吃了禁忌的巧克力，买了自己很喜欢的玻璃珊瑚镇纸，欣赏那个唱出动人女低音的洗衣女工。

Rebecca Solnit说，这些细节让她意识到：《1984》并不仅仅是关于直接反抗老大哥，它还是关于如何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抵抗，这种方式就是：成为那个他们不希望你成为的人。

”很多摧毁性的力量希望我们成为消费者，成为容易被操纵和欺骗的人。这时，如果有其他东西把我们推向其他的方向，比如成为一个有着坚定的自我意识的人，一个懂得享受愉悦的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那么这些东西尽管本身并不是革命，但它们可以让一个拥有抵抗能力的人变得更强大。“

by 新闻实验室 方可成 打开/如何

2022-07-27 03:45:07 最近两个热点争议事件（戴锦华和二舅）舆论方向愈加可见的民粹化。所有的表达必须跟政治立场有关，这在一年前还是小粉红干的事儿。审查所有的名人发言，不表态就是反动派。如今异议分子发起了反攻，不谈大象就是大象的同谋。

公共说理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大家各自站稳了立场，都在期待「正确」的观点，不接受片面的经验和认知。什么都指向党同伐异，深信己方的正义和对方的邪恶，什么都要分个敌友。连很平常的对个人的善意和尊敬都容不下了。

这也许和社交媒体表达方式有关。但是指责做输出的人而不是输出的内容有待认真商榷深入剖析，无论如何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不可能形成正常有进步的社会认知。

一位知识分子表达了某种偏见，应该做的是有理有据地指出这种偏见并介绍哪些日本学者进行了有深度的反思，他们的观点又是怎样的。正面明确的反驳，才是合理的讨论方式。

一位视频up主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用朋友的话来说，「我们一直说每个人都要书写记录，但是传播一广就随意说制作者是消费赚钱，只因为记录没有直白喊口号谴责制度。」创作者已经一一展示了苦难，医疗条件没有、教育没有、养老没有、城乡不公，接下来作出反思和改变，不是全社会的责任吗？知识分子，公共政策制定者，社会活动家，大小V及各类有影响的人，不是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去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合理分配公共资源的吗？

怎么用来表示“我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是调转枪口对准自己，互相指责吗？都怪别人没骂大象，然而自己的评论也不骂大象，就骂那些不骂大象的人。真是奇特的景观。 打开/如何

2022-07-26 22:56:09 朱特在书中借用作家贝桑松的话形容了那个年代——“充满了朋党性质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被圈子排斥代价高昂，1945年萨特的大学好友雷蒙·阿隆在报纸上批评苏联模式，萨特与其断交。1949年弗朗索瓦·费伊特对“摆样子公审”提出批评，被许多圈内朋友孤立。

朱特评论这种政治站队：“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他们甚至不是特立独行的。他们在共同体中生活；寻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们追求事业，期望成功，敬畏权力。”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层的情感的最佳写照。” 打开/如何

2022-07-24 12:18:29 在《门前的革命》中，他完善了自己的立场，指出政治（自由民主）和经济（晚期资本主义）这两个领域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不可分割性最终意味着，如果没有政治干预，就不可能认可反资本主义（不可能有旨在破坏经济基础的斗争），而政治干预会使自由民主的概念出现问题，因为“自由民主先验地......没有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就无法生存”（Zizek, 2002a, 273）。
简而言之，齐泽克断言，今天的议会民主只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攻击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同时干预另一个（自由民主），只是一种藐视能动性概念的巧妙方式。
同样，在这里我们应该记住，仅仅是对“意识形态过程”的描述性说明，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远远没有完成，更多地是将我们引向一个本质上有问题的能动性理论，旨在质疑界定我们主体性的符号框架。他强调说：
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迫使我们将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人不能说的东西，就应该沉默”倒置为“对于人不应该说的东西，就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你想谈论一个社会体系，你就不能对其过度地被压抑保持沉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说出全部的真相，而恰恰是在（官方）整体中加入不安的补充，谴责其虚伪性。正如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在 30 年代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不想谈论资本主义，那么你应该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 "症状"（被压抑者的回归），是其 "真理 "的关键，而不仅仅是其“正常”逻辑的外部偶然偏差。而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不想让自由民主......接受批判性分析的人，应该对新右派的暴力和不容忍保持沉默（Zizek, 2002a, 168）。 打开/如何

2022-07-24 02:40:11 戴锦华又成了靶子。总之，一切不够革命的，都在“大象”和民粹合力围剿下无存身之地。大知识分子全部失声，中下所有人都失去代言人，小意见领袖迷茫中出招，也不知道伤害了谁。

泛左翼这边，凡事爱cue资本，全是西方理论照搬，难免看起来水土不服；自由派这边呢，凡问就是大象，一切问题统统归共，一面反共大旗统盖一切以致悉数拜倒川普脚下。

泛左翼批判中产（资本），却也由中产文化哺育出来，感受着中产的喜怒哀惧，学习的批判也是中产的批判，从未见过真正的底层，包括异质性的影像和文学(恐怕连小资的左派艺术也未曾涉足），自然难以辩识。自由派完全与之同构，不过连辨识都不屑，在批判的批判中召唤“真正的中产阶级文化”。相对于前者，我对后者更加失望。我才不会召唤什么“中产阶级文化”。

什么时候看见真实的人了，不再大象／资本二分了，什么时候这片土地上就可以期待真的观念武器了。 打开/如何

2022-07-23 00:09:56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与托马斯·赛德拉切克对话

赛德拉切克：……关于资本主义，我想再说说“生产”这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唯一真正做到的生产活动就是繁殖，即生孩子。人类不生产物质而是繁殖自身。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女性一旦妊娠就相当于在进行最纯粹意义上的再生产，而在当今社会，她却被认为没有生产率。女性在真正意义上为人类生产着“财富”，却被当成是生产率低下的社会成员。

加布里埃尔：正如您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参加生产的孩子是负担，生孩子的母亲也是负担，生产率低下的移民劳动者也是。这些都是属于自然存在的，不是人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很难处理与“生产”无关的东西，因它不适用一般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测定单位。
而且，至今生孩子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资本主义不能控制的事情还有一个，那就是对于封闭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一种攻击，即恐怖活动。

赛德拉切克：是的，资本主义要把一切经济化、资本化、生产化。通常用不同观点看待的领域也开始用与商品相同的单位来思考。
例如艺术就是如此。大家都认同艺术是增加GDP的要因，有些人估算创新产业可以贡献给GDP约0.4个百分点。艺术家为了使艺术受到正当评价而主张艺术可以作为生产其他物质的副引擎，但不像欣赏艺术那样生产出别的物质。艺术具有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由于我们将其商品化的缘故。
我时常在想，如果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艺术阻碍了GDP的增长，我们会怎么办呢？这些并非不可能，也许艺术真的会使人们的勤劳愿望降低，使社会混乱。 打开/如何

2022-07-12 04:11:00 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西班牙语译文翻回中文是这样的：

帝国已然破败，唯有山河在，
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
艰难时事，泪洒花间，
天上的飞鸟盘旋着人世的别情。
塔楼与垛堞倾诉着火的言语，
家人的书信堪抵万金。
搔首时，才觉细细的别针
别不住稀疏的白发。（注：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这首译文中的个别句子我在别处讲到翻译时也曾提到过。从回译成现代汉语的这首诗看，它大致维护了诗歌的可感性——不只是意象的可感性，而且还有思维的可感性，有些地方还有所发明，如第二行“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如果只是从原诗句词对词地对译过来，把“城春草木深”译成“城市的春天，草木繁茂”，那就又生产出了一行垃圾。“城春草木深”成立，“城市的春天，草木繁茂”不成立。我们可以指出帕斯的不准确：“春”为什么一定就是“三月”呢？中国古代有现代意义上的“广场”吗？——这可能涉及中国古代城市观念与西方文化中城市观念的不同（墨西哥虽是拉美国家，但在文化上可归入西方文化）。但这些问题都不妨碍帕斯的翻译是一种获得了现代性的翻译。“三月”比“春”更准确，同时“三月”也是后句“烽火连三月”中“三月”的挪用。“街道和广场”比“城”更具现代可感性。即使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一首经过双重翻译的杜甫诗，杜甫依然被唤醒了。还是在这一行，帕斯把“草木”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多不靠谱，却多有意思！他没有把“深”翻成一个对等的形容词或一个动词，事实上“深”字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法被翻成动词。他使用的不对等的对等词是“覆盖”。似乎是由于这个“覆盖”，整个翻译句子的结构就和原句不一样了，翻译句子在当代意义上就变得有效了。对比一下，中国学者沙灵娜在《唐诗三百首全译》中将这一行翻译为：“春天来临，只见林木莽莽，/杂草丛生，荒城一片空寂。”（注：沙灵娜译诗、何年注释、陈敬容校订：《唐诗三百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6—207页。）要说沙灵娜的翻译比帕斯的翻译准确百倍，而且沙灵娜使用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的语调，但她的翻译对于已经推进到今天的现代汉诗写作依然构不成意义。帕斯译文的其他几处同样可圈可点：“感时花溅泪”，可以解释成人流泪，也可以解释成花流泪，帕斯把它“发明”成“泪洒花间”。沙灵娜译法是：“忧念时局，看见繁花烂漫，/反令我泪下沾襟”——太笨重了，而且是文学辞令上的陈词滥调。后面一行“天上的飞鸟盘旋着人世的别情”，沙灵娜译：“怨恨离别，听到春鸟和鸣，只觉得心悸魂惊。”沙灵娜译文的问题出在她太文学了，太想把杜甫译成一个现代诗人，于是就把他译成了一个1940年代的诗人。她别无选择，因为她手里掌握的、理解的只有1940年代的语言工具。这也恰恰是一般诗歌读者所能理解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标准语言套路。所以如果他们读到帕斯译文“塔楼与垛堞倾诉着火的语言”，蠢的会愤怒，机灵的会惊讶，因为帕斯简直把杜甫变成了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尽管超现实主义诞生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更早，但在中国诗歌界的大面积传播要等到1980年代，而非专业读者有可能到今天依然不清楚诗歌中的超现实主义究属何意）。杜诗最后两句，帕斯的译法是：“搔首时，才觉细细的别针/别不住稀疏的白发”，这样的译法简直可以让我们笑出声来。对不起，让我说句实话：杜甫以沙灵娜式的翻译（如果外国翻译家也这样翻杜甫），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尊敬。只有靠着帕斯这样的翻译，杜甫才在今天成其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帕斯的西班牙语译文回译成中文，魅力不减，这在建设现代汉语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如果我们对此心存疑问，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帕斯的杜甫是西班牙语诗人吗？如果你读过一些现当代西班牙语（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诗歌，你就知道，即使在西班牙语里，杜甫依然是一位中国诗人。帕斯并没有有意识地寻找汉语性，但汉语性在这里不可磨灭。与此同时，杜甫经过这样的翻译获得了现代性，并与世界文化声气相通。

西川《大河拐大弯》 打开/如何

2022-07-10 09:37:33 这是本黑面厚书，装订较差，封面上没印作者名或书名，印刷字体也略微有点不一致。页边已经破旧不堪，很容易就会散页，似乎这本书已经过很多人的手。有书名的那一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 著 打开/如何

2022-07-10 09:36:38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

一本不存在的书《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打开/如何

2022-07-09 12:39:38 任谁的人生被不了解人生的人去评判解构，都是件可悲可笑事。
至今许多人为张爱玲叫不平，好心疼，叹她不如自己心明眼亮。萧红也受如此待遇。今时余秀华也受——条分缕析，凿凿言之，惋惜关切，高傲至极。

可是命运有分工，有人极需人生浓烈，认为所谓平顺是乏味浪费、不值一过的——人却视勇士为弱者，施以怜悯，教诲谆谆，全不觉自己可笑，真是奇观。

再至于小说，被不懂什么是小说的人读，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幸事。
雪莉杰克逊《有花生的寻常一天》，不光小说好，钱佳楠的译后记都好，范式传统，情感现代，并讲明了杰克逊小说的命运——从未停止收到读者的愤怒、质疑和指责。
所以原来也不只是现在，也不只是我们，在将小说当成许多种其它物件，偏偏不是小说。

许多人读小说，总怀着与自己相关的期待，当小说是贴心侍者，或父母亲，或占星师，街头艺人，魔术师——美丽的杂耍，悉心安慰，明亮预言——小说应当只为取悦他的已知，肯定他的观念。

如果你感到小说冒犯了你，它冒犯的并不是你（这个人），而是未经思考的生存、伪善的美丽面孔、懦弱的谎言共谋和狭隘可怖的秩序。但......假如这些东西就是你，那它冒犯的就是你。

奋不顾身者的人生也在冒犯着鄙夷舍身、求生求全之人，于是后者要作解释：他们是昏头了，他们缺乏我所拥有的人生经验。
这些热心人，从不愿想到那最为可能的一种真相：他并不想过与你同样的人生。
那些饱受冒犯的读者，也不愿明白甚至哪怕闪过一秒钟的猜测：这小说并不是为了愉悦我而作。source 打开/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