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24 18:13:00
【2022年4月24日】
今天是要上班的一天。按照以前几年的惯例,这种调休日我基本上是直接请假。今年稍微犹豫了一下,觉得反正也没啥事做,不如去上班。今天早上起来,觉得毫无上班动力,只想睡觉,而且发现自己来月经了,很累也没什么精神。果断决定不上班,好好过周末。
昨天,我和我的大学同学海伦通了很久的电话。海伦是疫情之后从欧洲回国的。在回国前,她跟我通了很久的电话,问我的意见,那是在2020年的春节,我们都被困在家里看着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当时极力反对她回国,从大方面的政治环境到小方面的妇女权益问题,全都给她讲了一遍。正如我们之前关于人生选择的每一次对话一样,海伦基本上不听我的建议,我简直就不懂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问我,我也不懂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劝她。长话短说,她还是回国了,现在人在上海,已经被关了五个星期。
我们的话题从那份疯狂地传播又被删除的《四月之声》开始。海伦虽然反对这个影片的全网删除,但是她一上来的观点是”大家被关得太久了,确实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搞颜色革命……但是还是不该删“。
这种观点让我感觉到疲倦,尤其是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说出,更令我觉得加倍的疲倦,更况且这个人还住在上海,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这种来自真理部的观点就像病毒一样污染着千万个中国人的脑袋。我还深刻地感受到批判性思维常识的缺乏是多么致命,多么容易让人作出不合适的判断。我对她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做视频的动机,正如我也不可能真正知道政府作某个宣传的动机。动机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视频的素材来源是否真实,是否表达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是否具有不恰当的煽动性或指向性。
跟她通完了电话,我才明白海伦为什么会不顾我的劝阻回国。我还明白过来一件事:我一年多前跟她说过的那些话,她一句都没听懂。或者甚至可以说:我警告过她回国可能会遇上的事情已经在她眼前发生了,她其实都还没有意识到。Oh but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I’m just weary to my bones.
或许这样会比较幸福吧。
最近看到一条上海新闻,说的是一个外卖小哥出车祸了,头部受伤,一地的血。打120整整一小时之后,救护车都还没有来。我不知道这位小哥的命运如何,只觉得大概是凶多吉少。我想起妈妈跟我说她的童年往事,说她几岁的时候,”文革“正如火如荼,她家大院外面马路上有个人被撞死了,尸体一直摊在大街上根本没人管。她当时很小,但是跑出去看热闹,看尸体。被我外婆知道了,外婆说这小姑娘胆子可真大,以后做医生吧。于是,我妈虽然是个数学天才,本应该读个数学系进入金融行业大杀四方,却最后读了医。
今天早上,她给我发来了她在上海做医生的同学的一线报告。有一个同学是呼吸科主任,这次在管一个隔离点,说患者都是上呼吸道感染,有几例轻症肺炎,按平时治疗的话也就门诊输液,不需住院。另一个医生说:”我们医护很多被抽调去无休止的做核酸采样、定点医院守护活蹦乱跳的奥密克戎感冒患儿、或者被封控在小区足不出户。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准备了两套人马,这套被封控,另一套上。但是最近又因为护工阿姨短缺,不能尽早复工。”
今天在豆瓣上看到有人分享小说《一九八四》的开篇句:”It was a bright cold day in April, and the clocks were striking thirteen.”,觉得真是最一流的开篇句了:一下子就奠定了小说的荒诞又荒凉的基调,短短几个词就把戏剧感和氛围感拉满,读者很难不继续读下去。我觉得这个开篇句甚至可以和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开篇句媲美,例如《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和《百年孤独》的第一句,只可惜这本小说的整体质量远比不上开篇句的质量。
每次写到奥威尔,我的回忆总会把我带回帝国理工的化学系讲堂,那个在五楼的讲堂。那一定是大一或者大二的时候吧,我和我的英国同学Mariko曾在那个地方,在大课的间隙聊过奥威尔。Mariko评价奥威尔的作品”太过黑暗”。我记得当时自己在心里暗自想:这黑暗是我们每天的真实生活。
只不过,现在回想起来,2009或者2010年的中国远比今天要“更不奥威尔式”。了解我们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很重要的。我一直觉得俄罗斯和中国近来的相似性出奇地高,今天读到福山最近写的一篇名为“Systemic Errors”的小文章,他也在里面将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横向比较。这文章说不上多深刻或独到,但是我却很想将它分享给……例如像我的朋友海伦这样的人。当然,我是不会分享的(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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